圖片丨「白墙下的花园」
9月1日，钟芳容到北大考古系报道，即将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从“留守女孩报考北大考古系”，到被质疑“没钱途”，接着收到各大博物馆的礼包成为“考古圈团宠”，这个夏天对于钟芳容来说是不平静的。而所有热议的核心不过是：一个留守女孩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但看起来不那么赚钱的专业：考古学。什么时候，从现实与实用出发选择专业已成为常态，而基于爱好和学问的，反倒成了“异类”呢？相信很多人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都会经历长辈们的日常之问：“这个专业好找工作吗？赚钱多吗？”却很少人会关心：“你喜欢这个专业吗？”耶鲁一位校长理查德·莱文曾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为什么？因为大学不是修炼某一项技能的地方，不保证一个人的就业与高薪。如果为此之用，大可以进入某一个专门学习技术的学校。是如儒家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或是北宋大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抑或，我们不妨回到1917年，在北京大学一位校长的就职演讲中寻找答案：“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是旧时代的翰林，为寻求救国之路，远赴德国法国，学贯中西，博采众长。在历经变故之后，终于找到了救国良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他说：“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所以他尽毕生余力，发展中国的现代教育事业。尤其在北大期间，一扫过去的陈腐风气，开启了“兼容并包，学术至上”的现代教育新纪元。被后世人评价“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诚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如今，再回看蔡元培先生与他的北大时代，仍可为我们提供一种启迪与答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1917年1月1日，上海《中华新报》作了这样的报道。1916年底，教育部致电在法国的蔡元培，请他来做北大校长。蔡元培回到上海后，很多朋友劝他不要趟这趟浑水，因为当时的北大积弊已久，要是整顿不好，反而损坏自己的名声。蔡元培到底是去了，颇有些大义凛然。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最开始收的学生基本都是京官，“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们对做学问没有兴趣，只求混满年限，拿到一张毕业文凭，好谋出路。所以对于专门做学问的老师，他们不放在眼里；而对于在政府有地位的兼职人员，反而很欢迎。
当时的教员们也不怎么上心，基本是把讲义发给学生，在讲坛上过一遍就敷衍了事，至多在考试的时候划划重点。学生们则是临到考试才拿起讲义连夜通读，把考试应付过去就再也不会翻阅了。
蔡元培深知北大的弊病所在：北京大学“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他是抱着改革的信念来的，希望把北大办成一所真正的大学，一个“纯粹研究学术之机关”。
首先要改革的，就是学生们的观念。在到校任职后的第一次演讲中，蔡元培就开宗明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且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留影
要打破学生们的习惯，便是从聘请新的老师开始。对于老师，蔡元培只有一个要求：“积学与热心”。
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风生水起，蔡元培看了十余本《新青年》之后，当即决定邀请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恰逢陈独秀来京出差，蔡元培便多次跑到陈的住处诚意相邀。有时候去的太早，碰到陈独秀没起床，他就搬个小板凳在门口等。为免除陈独秀的后顾之忧，蔡元培劝他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陈独秀这才同意就任，并推荐了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翻阅了胡适的一些文章后，蔡元培很是赞赏，便也马上向他发出了邀请。1917年初，胡适回国任北大教授，年仅26岁。慕蔡元培之名，曾报考北大未被录取的梁漱溟带着自己的《究元决疑论》前来拜访。深感于梁漱溟的佛学造诣，蔡元培当即请他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1917年冬，仅有中学文凭的梁漱溟也走上了北大的讲坛。北大一时间好像成了巨大的磁场：周树人来了，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章士钊来了，被聘为文科教授；李大钊来了，为北大图书部主任。还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纷纷来北大任职了。与此同时，在中国旧学方面有研究的学者，也被蔡元培请入了北大。如精通中国戏曲的艺术的吴梅，对殷商甲骨文颇有研究的罗振玉、王国维等。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从左至右）
在聘请新教师的同时，蔡元培也对原来的教师队伍进行了整顿：对于没有真才实学、滥竽充数的，一律按照合同解聘。当时被解聘的几位英法教师扬言要将蔡元培诉诸法庭，英国公使甚至使出了威逼利诱的手段。蔡元培只是一笑了之。
对于用人，他只有一条标准：不问政治意见，只问真实知识。在老教员中，有留着大辫子的辜鸿铭，虽然思想守旧，但是精通多种外语，便由他教授“英国文学”课程；还有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恃才傲物，但因其国学功底深厚，也被留聘。彼时的北大，可谓群星闪耀，百家争鸣：胡适与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则极端维护文言文学；辜鸿铭坚持主张“旧学”，李大钊则倡导新文化运动……他们都处于对垒的两端，一言不合便常常针锋相对。对此，校长蔡元培却不做任何评判：“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蔡元培的领导下，新的、旧的思想都在北大这片沃土上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处。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固然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饱读儒家经典，后来旅居德法数年，对于西方的文化与教育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为，一个民族要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必须具备两项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文化以为滋养料。而对于教育家来说，“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往往发端于几种文化接触的时代。” 或许，彼时的蔡元培也在期待着，这些不同的思想在青年人身上激荡，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没有失望，青年学生们思想活跃而满心热忱，也终于使北大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他在北京大学亲自开设、讲授的一门课程，就是“美育”。“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蔡元培认为“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 塑造全面完整的人，也正是美育的宗旨。”因为美是“普遍的”。比如一块面包、一瓢水，一个人占有了，另一个人就无法拥有；但“美”不一样，“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览；夕阳明月，人人得而赏玩；公园的造像，美术馆的图画，人人得而畅观”。它是普遍与无私的。美也是无关功利的。“宫室可以避风雨就好了，何以要雕刻与彩画？器具可以应用就好了，何以要图案？语言可以达意就好了，何以要特制音调的诗歌？”人们做这些，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实际的用途，而仅仅是出于对美的热爱与向往。美的普遍性打破了人与我相分别的成见，美的超脱性摆脱了对于功利关系的考量。这些在无形中陶冶着我们的情感，让我们在重要关头，可以抛却功利与成见之心，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而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仁”的勇敢。图丨白墙下的花园
美育不是美术的教育，它不止包含建筑、雕塑、图画，还涵盖音乐、文学，乃至城市的布置、美术馆的设计，甚至一个人的行为礼仪等。“美育”可以说是关乎人的生活、生命各方面的判断力的养成。吴冠中说：“今天中国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很多。”美育的缺失便产生美盲。在欧洲许多国家，人们逛博物馆美术馆，就跟逛公园一样习以为常。美是印刻在他们的骨子里的，所以便自然而成一种优雅的气质。而创造艺术、创造美、创造时尚，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种天性与自觉。曾经的我们，也曾创造出令世人惊艳的美，如魏晋的文学，如唐朝的诗歌，如宋朝的瓷器，如明朝的家具等。只是现在一路奔跑着追逐发展的我们，把“美”落在后面了。所以城市建设中会时不时会冒出一些奇葩建筑，生活中会充斥庸俗而不自觉，更让人难过的，是这些辣眼睛的审美也在荼毒着孩子们的心灵。
图丨白墙下的花园
木心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解救不了。”蔡元培先生在百年之前提倡美育，是何其的先知与明智。
“美育”看起来无用，却是滋养精神的最佳养料。因为经受过美的映照，我们的生命便不会被功名利禄所占据，我们在作选择时候还将葆有一点赤子之心，我们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才不会被同化，而始终有一叶安放灵魂的“方舟”。
钟同学在决心选择考古专业的一刻，又何尝不是美的灵性的显现呢？
教育的核心始终是关于人的。如爱因斯坦所说，“青年人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应是做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做为一位专家。”教育的目的之一，便是培养健全的人格。何为健全的人格？蔡元培曾做过阐释，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我们说“体育”，是为拥有健全的身体，而不只为在竞技场上争第一。我们说“智育”，是为着激发兴趣、求索真理，而不只是知识的灌输。
我们说“德育”，是为着时时善言善行，而不是熟读一些行为规范。我们说“美育”，是为着人生的慰藉，而不是升学的途径。如此，我们拥有了求索的精神，善良的品行，以及独立的思考判断力，大约才算一个“健全的人”吧。对于蔡元培先生教育要旨的回顾，或许可以让我们在思想上保持一种清醒，以期在走出校门之后，不必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经过现实的磨练，大多数人不久倒向现实一边，并由此认为大学生活太脱离现实，一旦完全认同于世俗社会的生活原则与价值取向，身上的大学文化气息就如同一层油漆一般脱落地干干净净。”倘若真正在教育的旅途中经历一番智力的涤荡与美学的熏陶，我们将拥有丰沛的精神与坚韧的风骨，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哪怕将来面对现实的重重重压，仍可保持一种进取之心去迎接人生的各种挑战，而不会放弃自己的信念，俯首称臣。图丨蔡元培像
这是对过去的反思，亦是对于未来的追问：改革开放40余年，我们确实需要一种打造标品的模式，以快速契合地投身到社会发展的步伐中；但是今天，当我们面临新的发展命题时，我们的教育又将何去何从？
今年7月底，华为总裁任正非一连走访了中国四所高校，探讨产学研的合作。他说，“未来我们拼什么，就是拼教育、拼人才。”
没有谁比华为更知道人才的重要性。早在2018年以前，华为就与国内外近300多所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受国际形势影响，国外的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分校等高校终止了与华为的合作，华为开始将产学研合作的重心逐渐转向国内各大高校。
只是当我们社会越来越多的精英阶层都不约而同地将孩子送往私立或者国际学校，不同程度的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与历史；当我们的青年都用世俗的、实用的标准去选择自己的专业或者评判别人的选择时，甘愿多年如一日坐在“冷板凳”上做学术与科研的还有多少人？
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任正非说，“教授甘坐冷板凳，这就是中国的希望”。隔着100多年的光阴，两个人却有着知音般的默契。
我们需要蔡元培，需要的是一种大学的精神：是专致学问的毅力，是不慕荣利的耐心，也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坚持。因为它们，是构成中国未来的希望。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都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因此对于报考北大考古学的姑娘，我们大可不必感到惋惜，如果是蔡元培，他也定会说：来吧，好样的。
编辑 | 谁最中国
特别鸣谢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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